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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y　Harding(喬治華盛頓大學　國際政治教授)
　　孫亮(喬治華盛頓大學　商務印書館)
　　
　　外交家需要有語言學的天分———這并不只是一句諷刺。外交辭令的確常常用來揚善隱惡；但詞語的妙處是，一旦創(chuàng)造出來，就有了相對的獨立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人們的想象空間，繼而影響其行為。過去10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用詞有幾次引人注目的演變，從國際政治和語言學的角度都頗值得玩味。
　　
　　全面接觸(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美中關系的冰期。到了1990年代中期，美國的盟國紛紛“解凍”，華盛頓也意識到孤立和隔絕中國是行不通的。但是怎樣為自己打圓場呢？無論是對北京還是對國內虎視眈眈的在野黨，白宮都不愿留下向中國示好的印象，因此反復聲明，美國和中國的交往是服從于美國利益的，甚至可能促使中國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向有利于美國的方向發(fā)展?！叭娼佑|”政策應運而生。
　　Engagement的“訂婚”這一層親密的意思，顯然是華盛頓避之唯恐不及的。另一層相反的意思是戰(zhàn)斗中敵對雙方的遭遇戰(zhàn)，或者戰(zhàn)役?！叭娼佑|”是否有“全面和中國作對”的意思呢？就當時美國國內反對和中國修好各方態(tài)度之強硬來看，答案也許不是完全否定的。某些中國觀察家當時也曾因此發(fā)出激烈的言論。
　　然而，克林頓政府當時看重的可能是engagement的另外一層含義。作為接觸的engage，其表層意思是主動開始談話或者行動，延伸意義則是兩個互相咬住的齒輪———雙方保持一種緊密相接的關系，但一方卻如主動輪決定著被動輪的速度一般，始終占據(jù)主動，引導對方的行為。從美國的角度看，一唱一隨，一主一從，可謂一種緊密合作的和諧秩序。然而中國卻并不熱衷于“被動”，這在同樣存在歧義的另一個詞“integration(融合)”的解釋中也可見一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入世界”成為海內外的熱門話題。然而“融合”到底是什么樣的一個過程？美國希望把中國“化”入“國際秩序”的乾坤傘中，中國卻另有主張。筆者聽過最一針見血的解釋是，一位中國學者在某國際研討會上不緊不慢地說：“美國想把中國融入一個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中國接受這種融合，但不接受這個領導。(The　U.S.wantstointegrate　China　into　a　US-led　international　system.China　accepts　the　integration,but　not　the　leadership.)”
　　
　　戰(zhàn)略伙伴關系(Strategic　Partnership)
　　“全面接觸”描述了美國決策者心目中理想的中美關系的過程，但并沒有說明這種接觸應該造成什么樣的結果：中美到底要建立什么樣的關系？1997年，借兩國元首會晤的時節(jié)，雙方外交官又開始琢磨語言上的創(chuàng)新。當時，雙方談判者各自堅持一個形容詞，“建設性的”和“戰(zhàn)略的”，結果皆大歡喜，首腦們宣布“致力建立一種建設性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build　towards
　a　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這個令人矚目的表達似乎說明，北京和華盛頓一面要強調雙邊關系的積極性，一面要暗示伙伴關系比緊密的同盟還相去甚遠。戰(zhàn)略“strategy”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和戰(zhàn)術(tactic)相對，專指針對長期趨勢和全局利益所作的部署；這也是中文“戰(zhàn)略”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的釋義：“決定全局的策略”。言下之意，中國和美國雖然存在諸多分歧，但卻有許多共同的長期目標；看到了這個長期趨勢，關系才會穩(wěn)定。
　　不過，從語言學上看，strategy還有一層日常的含義，即“具有特別針對性的，有特定利益的”：也就是策略上的，甚至是實用主義的行為。這樣理解的話，戰(zhàn)略伙伴，即在有特定戰(zhàn)略利益重合的時候才搭伙的朋友。許多一貫對華冷淡的美國觀察家希望中國在制約朝鮮上有所作為，可稱是這一“戰(zhàn)略”思維的表現(xiàn)。
　　雙方的表態(tài)已經(jīng)相當謹慎，何況“致力建設”也不等于已經(jīng)建設成功。但是，由于克林頓的確在對華政策上有積極的轉向，此詞一出，在野的共和黨人一片嘩然。甚至有特別敏感的反對派聲稱，strategy來自軍事或者戰(zhàn)爭背景；“戰(zhàn)略伙伴”容易令人想起“軍事同盟”：難道克林頓天真到準備和中國結成防衛(wèi)上的合作么？由于日語對strategic的翻譯也含有“戰(zhàn)”字，江澤民主席和克林頓總統(tǒng)的聯(lián)合聲明在美國在亞洲的最大盟國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從另一面來說，這未嘗不說明中國多年發(fā)展的成就，迫使外國政府冒國內政治的風險作出“戰(zhàn)略”調整，是中國在外交上體現(xiàn)的一個勝利。
　　
　　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2000年，小布什政府甫上臺，就迅速地把“戰(zhàn)略伙伴”改成了愛憎分明的“戰(zhàn)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雄心勃勃的新保守主義外交班底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成見：“戰(zhàn)略競爭”就是從長期而言圍繞兩國核心利益展開的競爭。這種好戰(zhàn)的想象常常使當時的小布什政府對雙邊關系中的摩擦大驚小怪，杯弓蛇影，幾乎真的像克勞塞韋茨(Clausewitz)比喻的一般，把外交當作了戰(zhàn)爭的延伸。
　　馴服氣焰囂張的鷹派的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讓他們真正執(zhí)政。近年來，共和黨人不情愿地發(fā)現(xiàn)，美國在長期短期的“戰(zhàn)略利益”上的確必須借助中國?！皯?zhàn)略競爭者”也漸漸淡出了華盛頓的話語場。2005年，新任助理國務卿羅伯特·佐立克在紐約全美美中關系協(xié)會上首次提出：希望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成為一個responsible　stakeholder。Stakeholder開始譯為“利益相關方”；最近，中國外交部特別發(fā)文，統(tǒng)一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乍一看似乎文法特殊，背后的語義區(qū)別卻值得玩味。
　　Stake，原來指下注的財物。賭博雙方將賭注委托給第三方stakeholder，待勝負分明時由其交給贏家。但天長日久，今日的stakeholder已經(jīng)發(fā)生重大的轉意，轉而指對于某個現(xiàn)象，或者某件事的結果持有特別利益和關注。照字典解釋，stakeholder不僅僅是一般地“受影響”或者“利益相關”，而是更加關心“某個團體或組織是否成功地實現(xiàn)了預期目標，并持續(xù)地提供其產(chǎn)品和服務”。托尼·布萊爾當選首相之后，號召英國人合力建設一個“利益攸關者的經(jīng)濟體(astakeholding　economy)”,也是取這個意思：經(jīng)濟體系不應該只是互不相干的個人爭斗和漁利的無情戰(zhàn)場，而應該是能尊重所有參與者的需求、彼此承擔責任的有機整體。
　　打個比方，店鋪的股東(shareholder)不一定是stakeholder，而stakeholder也不一定是股東：也包括商店的鄰居或者?？汀７稚⒌男」蓶|也許只關心年終分紅；偶爾經(jīng)過進門買一包香煙的路人和商店的關系也是隨意而短暫的。相比之下，鄰居和常客們卻會因商店是否開門、提供什么樣的貨品、是否參與社區(qū)服務而受到切實的影響。
　　這樣說來，“利益相關方”的確沒有反映出美國在stakeholder這個定義中對于中國的期待。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大概具有以下幾重含義：一、中國已經(jīng)“融入”了世界經(jīng)濟和政治體系，現(xiàn)在必須為她在體系內的角色作出定義。二、中國不僅僅是當前國際制度的“受影響方”，而是很大的受益者。中國對于保證這一體系的順利運轉符合中國的利益。三、作為一個“利益攸關方”，中國需要擔負起一定的責任。也就是說，不能光做“被動的利益攸關方”，搭順風車，而要愿意為促進國際體系的活力和效率付出一定的代價。
　　在對華政策長期飄忽不定之后，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代表了保守的布什政府終于對中國的國際作用做出了稍稍符合實際的評估———盡管有些無可奈何。但是新詞語的背后，多年來主導美國外交語言的邏輯仍然若隱若現(xiàn)：美國已經(jīng)是“世界體系”及其倫理的代言人和守衛(wèi)者，其他國家理應接受這一事實。
　　然而，這兩個詞還有一些弦外之音，華盛頓的始作俑者未必準備好完全接受。中國當然并不反對建立一種權責相當?shù)膰H體系，但是要使“利益攸關者”更為“負責”，就要給予其參與制度建設和規(guī)則制定的權利。一個不由參與者控制和影響的“秩序”或者“體系”，也不能指望他們無條件地服從，有責而無權。其次，凡制度必須具有普適性才有公信力：面對“此處除了約翰禁止停車”的告示，誰會覺得不荒謬呢？即使美國在當今世界體系中是財大氣粗的“霸主”，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還是要維持“法治模范”的面子，也就必須忍受其他成員利用制度的力量，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霸權主義的這一根本悖論，使得中國有可能在國際體系中有所作為：比如培養(yǎng)自身能力，在WTO中積極參與貿(mào)易規(guī)則的制定和對美國貿(mào)易政策的審議。如此往復互動，“國際體系”才會越來越具有國際性；才能在動態(tài)中不斷重建一種真正的穩(wěn)定。也只有如此，中國才能說是對國際體系———而不是對美國———承擔起了應有的責任。
　　外交語言和外交政策相似，其力量有時在于精心設計的不確定性。4月，一個春日的午后，胡錦濤主席飛往美國西海岸。中美外交官們此時大約又在字斟句酌了。
　　(本文參考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

信息來源：２１世紀經(jīng)濟報道